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肿瘤妇科中心主任兼妇产科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学会执行委员及第18届执行主席，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副会长，卫生部高级技术职称评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副主编，《中国医学论坛报》妇科肿瘤特约主任编委，《国外医学妇产科分册》、《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妇产科杂志》、《现代妇产科进展》、《中国医刊》等杂志编委。
主要致力于妇科肿瘤与妇产科遗传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对妇产科疑难杂症的诊断与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滋养细胞肿瘤的诊断与治疗有独特的见解并取得重要成绩。擅长各种类型的妇科手术，包括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全子宫切除术以及妇科恶性肿瘤的清扫手术。并相继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五公关项目、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国家教委，卫生部及医科院科研基金资助。关于“阴道超声在妇产科的应用”及“耐药与危重绒癌病例治疗的研究”分别于1998年及2000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关于“产前诊断新技术的系列研究与临床应用”于2005年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协和医师答疑丛书”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滋养细胞耐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2007年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滋养细胞肿瘤综合诊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获得2017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1999年被评为卫生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曾被卫生部共青团中央授予1999年-2000年度“全国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手”。于2004年获得由人事部等七部委授予的“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近30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共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SCI论文100余篇。主编及参与编写医学著作数十部。
2018年10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两项来自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结果，比较早期宫颈癌[Ia1（LVSI+），Ia2，Ib1]患者，微创与开腹根治性手术的结局。
第1项研究是2008年开始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微创组宫颈癌患者4.5年无病生存率比开腹组降低了10.6%（86%比96.5%），且3年总生存率亦显著低于开腹组（93.8% 比 99.0%）[1]。
第2项研究是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对两种手术方式患者倾向性匹配后进行分析。该研究同时联合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及两个大型数据库——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和美国国家癌症中心（NCI）。结果显示，微创组的死亡风险比开腹组高65%(HR=1.65)，在未使用微创手术之前（2000至2006年），宫颈癌的生存率随年份有所增加(虽然无统计学差异，每年增加0.3%)；2006年采用微创手术后，至2010年，宫颈癌的4年总生存率反而每年下降0.8%[2]。
貌似两项研究均证明微创手术结果十分令人失望，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结果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妇科肿瘤微创手术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不断被开发和应用于医学，推动了临床诊断和治疗进步，妇科肿瘤诊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亦有了长足进展。妇科肿瘤医生不断追求“以最小的手术创伤达到更佳的治疗效果”，经过不断实践和努力，腹腔镜手术得已在妇科肿瘤治疗中应用，并迅猛发展。
Dargent于1992年报道了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清扫和腹腔镜辅助经阴道广泛子宫切除，同年美国的Nezhat报道了首例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和盆腔淋巴结切除，1993年Childers等报道了早期子宫内膜癌腹腔镜分期手术，1994年Querleu等首先报道了腹腔镜下早期卵巢癌分期术。此后腹腔镜在妇科肿瘤治疗中的报道越来越多，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在NCCN等指南中，微创手术也被推荐为可以接受的手术方式。NaiK等[3]曾报道了一项2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宫颈癌患者被随机分为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广泛子宫切除术组（LARVH组）和开腹广泛子宫切除术组（ARH组），结果显示LARVH组术中出血量、术后保留尿管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缩短，但手术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该研究的局限性为样本量小，且无预后结果。一些比较腹腔镜与开腹宫颈癌根治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研究显示，虽然两种手术方式的5年总生存率并无差别，但腹腔镜手术具有住院时间短、术后并发症低、出血少、恢复快等优势[4-5]。但此类研究均为回顾性分析，需要更多设计良好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手术的远期结局及肿瘤治疗的安全性[6]。
回过头来，单就NEJM发表的这两篇文章结果，我们并不能否定微创手术在宫颈癌治疗中的价值。每项研究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虽然增加了受试者的涵盖度，但可能存在不同中心的质控问题。
第1项研究中631例患者来自33个中心，如果按2017年结束入组计算，平均每年每个中心仅入组2例患者，且复发的患者集中出现于33个中心中的14个中心，提示中心或者手术医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作者也提出，这样的结果，并不能推广至低危宫颈癌患者中（包括肿瘤直径＜2 cm，无脉管间质浸润或浸润＜10 mm，淋巴结阴性），因为目前的研究结果不足以比较低危患者在两种手术方式下的生存结局。
第2项研究并不能看出微创组手术范围是否可以和开腹组相匹配，同时，此项研究缺乏复发信息及死亡原因的具体数据。两项研究均未进行微创组生存期短的原因分析。
当然，这样的结果再一次提醒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审慎看待早期宫颈癌微创手术。
既往有研究报道CO2气腹具有烟尘效应，可以促进肿瘤生长；举宫器的使用可能增加肿瘤细胞播散的几率。因此，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采用何种手术方式，需要进行仔细的术前评估，对于局部病灶过大（＞3 cm）的外生型肿瘤，应避免直接选择微创手术，可考虑新辅助化疗后腹腔镜手术或直接行开腹手术。
其次，妇科肿瘤医生对手术中的无瘤原则理解应更全面，包括避免术中举宫导致肿瘤破裂播散(tumor spillage)、腹腔镜手术中对所有切口进行保护、避免腹压多次变化（如Trocar频繁进出）等，同时可以尝试在手术最后阶段在无气腹条件下阴道环切取出子宫。
为进一步证明微创手术的安全性，我们需要在国内进行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因腹腔镜手术需要较长的学习曲线，也许很多情况下，不是微创手术劣于开腹手术，而是手术医生的腹腔镜技巧不够成熟。我们需要审慎解读这些结果并分析原因，不断改进手术操作与技术。对于妇科肿瘤医生而言，在开拓、选择和实施腹腔镜手术的同时，仍要以规范化的肿瘤治疗原则为基础。
我们推崇微创观念，但并非刻意追求一切手术都在腹腔镜下进行，也不会要求所有妇科医生都采用腹腔镜施行手术。一位成熟的外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疾病以及个人的技术特点选择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丰富的经验给我们以技巧，先进的理念给我们以明智，我们需要根据具体医疗条件和患者病情，正确评估患者获益与风险，从而实现疗效和安全性的完美结合！
首先是疗效上的突破性，打破了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生存天花板”。DUBHE-C-204探究了艾托组合抗体联合化疗（紫杉醇/顺铂或卡铂加或不加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三年随访数据显示：总人群ORR达75.9%、DCR为98.3%；mPFS达到15.1个月、mOS为35.7个月，这是既往一线方案难以企及的。对临床而言，这不仅是数据的提升，更能为患者争取到更多治疗机会，比如部分初始无法手术的患者，经该方案治疗后肿瘤缩小，可能获得转化治疗的条件，这在临床中已得到初步验证。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牵头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肿瘤学期刊Annals of Oncology上。研究对比了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两种一线单药治疗在用药方案、不良反应、患者体验等方面的差异，为不同人群的个体化治疗选择提供了更明确的参考，也为相关国际指南的更新奠定了证据基础，展现了中国在GTN规范化治疗领域的科研实力与国际学术影响力。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专项等的支持。
今年是我入党第39年、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第39年。还记得刚来到协和医院时，医院里还用着“首都医院”抬头的信笺，连利娟主任亲自来给我们这届实习同学做动员，妇产科不仅有林巧稚大夫留下的光荣传统，更有宋鸿钊大夫、吴葆桢大夫、郎景和大夫等为榜样，我追随他们的脚步，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一名男大夫。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而又幸福的，党的坚强领导不仅激发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更为个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向阳教授牵头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成果，刊发于国际权威肿瘤学期刊《肿瘤学年鉴》（《Annals of Oncology》，IF=65.4）。该研究对比了双周单剂放线菌素 D（Act-D）与八天甲氨蝶呤（MTX）这两种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一线单药治疗方案，在疗效、毒性反应、治疗体验及生育结局等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双周Act-D方案较八天MTX方案展现出显著更高的单药完全缓解率（CR）和更快的疾病缓解速度，且耐受性良好，能带来良好的生育结局。
